在近期ICPC北京总部的一场座谈会上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一番言论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当外界仍在为“人才外流”现象忧心忡忡时，这位79岁的科技领袖却提出了一个颠覆常规的观点：“大量人才到美国成长是好事情。”这一表述不仅打破了传统认知框架，更在科技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才流动、开放战略与产业落地的深度思考。
任正非的“反常”判断，实则蕴含着对科技全球化规律的深刻洞察。他指出，人才的价值不应被国界简单定义，而应由其参与创造的文明高度来衡量。以华为自身发展为例，早期研发团队中众多拥有海外背景的成员，不仅带回了先进技术，更引入了国际化的研发管理体系。这种“人才流动”并非单向的“流失”，而是全球科技生态中的“知识循环”——中国学子在美国深造，本质上是在参与人类共有的科技文明建设，其成果终将通过技术合作、成果转化等形式反哺国内科技发展。
这种开放思维在华为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。面对外部技术封锁，华为并未选择闭门造车，而是通过开源社区合作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、构建跨企业技术联盟等方式，持续融入全球科技网络。任正非强调，开放不是妥协，而是主动吸收文明养分的生存本能。正如植物需要阳光雨露，科技企业只有拥抱全球创新资源，才能在竞争中保持活力。他以美国半导体产业和德国精密制造为例，说明任何国家的科技强盛都离不开全球协作，而封闭只会导致自我孤立。
在AI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上，华为同样展现出务实态度。当行业热衷于追逐“通用人工智能”的宏大叙事时，任正非却将目光投向工农业等传统领域。他透露，华为未来3-5年将重点推动大模型在这些场景的应用。这一决策源于对中国产业痛点的精准把握：大量工厂仍依赖经验驱动，质检环节依赖人工目测。AI技术的介入，能够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算法，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。这种“技术赋能”的思维，比单纯追求技术参数更符合科技发展的本质——让技术服务于人的需求，而非让需求适应技术。
对于教育与企业的关系，任正非也提出了独到见解。他认为，教育应专注于培养人的终身学习能力，而企业则负责将人才潜力转化为实际价值。这种分工不应被混淆——高校不应因短期应用需求而忽视基础学科建设，企业也不应将人才培养责任完全推给教育系统。华为的“天才少年”计划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：通过企业内部实战项目，让有潜力的年轻人快速成长，而非要求高校直接输出“成品人才”。这种边界清晰的协作模式，为人才成长提供了更健康的生态系统。
任正非的系列观点，本质上是对科技发展规律的回归。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，任何国家或企业都无法独占技术优势。真正的竞争力，不在于阻止人才流动或技术交流，而在于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，让知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。这种思维不仅适用于科技领域，也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启示：只有摆脱零和博弈的狭隘视角，才能在合作中实现共同进步。
当行业陷入“技术焦虑”时，任正非的发言提供了一种清醒的替代方案：不被短期波动干扰，坚持长期主义；不纠结于人才归属，关注价值创造；不追逐概念炒作，专注解决实际问题。这种务实态度，或许正是中国科技突破当前瓶颈的关键。正如他所强调的，科技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，而非成为某个国家的工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开放与协作不仅是战略选择，更是文明存续的必然要求。
